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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yun.com饮食唐人(七)

  kaiyun.com唐朝主食种类较前代种类更加丰富,主要得益于较前代更为繁荣的粮食贸易。首先是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提高为粮食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生产工具方面,有发明于隋盛行于唐的筒车,这种依靠水力转动、取水灌溉农田的工具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提高了灌溉效率;还有唐朝人民发明的曲辕犁这种耕作工具,将原来耕犁的直辕改造成曲辕,并在辕头上安装了能够自由转动的犁盘,使之能够轻易地转弯和调头,操作灵活,这两个生产工具在农业上的运用极大程度的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不仅如此,唐朝粮食产量的提高与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的变化也有关系。因唐以前的的种植业大多分布在北方,北方种植物大多是一年一熟或者两年三熟,而唐朝开发了南方的种植业,在《吴郡图经续记》中有“吴地沃而物伙,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的记载,可见在当时的江南太湖流域地区出现了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粮食产量极大提高。唐朝南方种植水稻采用了汉代发明的育秧移植栽培技术,也就是先在经过施肥和翻整的土地里撒种,等小苗长出来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再分苗移往其他田间种植,这样不仅能提高幼苗的成活率,还能优选优植提高水稻的生产量。

  其次是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为南粮北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隋炀帝扩修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但因隋朝存时短,大运河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终究是为他人作嫁衣。有言“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那么唐朝便是这受利后代之一了。唐朝对运河加以疏浚、扩充和改造,加之漕运制度的改革,交通运输效率也随之大大提高,无疑,为粮食贸易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交通条件。

  农业种植水平和交通运输水平的提升,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为互通有无的粮食市场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市民阶层不断兴起、行业分工不断细化的情况下,使得从事非农业的城市人口越来越依赖于商品粮的供应,使得粮食的规模不断扩大,分布越来越广。在长安城,有长安城郊区的“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货易”的记载,还有《太平广记》中记载的kaiyun.com,长安东市中有“麸行”与“卖麸人”,这里的麸行指的是粮行,卖麸人是粮商。可见粮食贸易在长安城不仅十分繁荣,而且还形成了规范、系统的商品粮行业。

  除了长安城之外,地方州县也多有粮市的存在。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就曾多次记载当时各地粮市及粮价情况,如“ 登州都督府……,城正东是市。粟米一斗三十文,粳米一斗七十文”;“青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一斗五十文,粳米一斗九十文”。就连唐朝的边疆地区,也有粮市存在的痕迹,比如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五谷时估申送尚书省案卷》中有“五谷时价以状录”这样的记载,说明当时西州地区不仅存在粮市,而且当地政府还需要把粮市价格的变动情况向中央政府汇报;同时出土的还有《唐家用帐》这本账目,里面记载了“五月五日,六十籴(买进粮食)面”,为西州地区有粮市存在作了进一步的证明。

  粮食商品化使普通百姓能买到这样那样的粮食,主食的变化自然也在桌案上逐渐呈现着。《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写有,“在唐朝米食和面点中,经常食用的品种是饭、粥、饼。从史籍中出现的频率看,饼最多、饭、粥次之。”可见饼在唐人的主食中占多大的篇幅了,唐朝的饼可不同于现在的饼,《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对饼的定义,“饼不是特指而是对面粉制品的一个总称”,也就是现在的馒头、包子、饺子之类的面制品在唐朝都被叫做饼。

  那么饼在唐人饮食体系中有多日常呢?举两个例子就知道了~肃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割羊前腿肉,“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怿,肃宗徐举余饼啖之,上甚悦……”这里的意思是,太子看到刀刃上有油污,顺手拿饼擦掉刀刃上的油污,看到唐玄宗的脸色不好,便将沾有油污的饼吃下,唐玄宗随后龙心大悦。《南部新书》中的记载,“李英公为相,有乡人过宅,为设食,客去饼,缘公责之,客大惭。”肃宗以饼擦刃,李英公责骂乡人丢饼,这两处记载都说明了饼在唐朝不为人们所珍视,是极为寻常之物。

  在饼类主食中,唐人食用最多的是蒸饼、煎饼、胡饼与汤饼。首先来看看蒸饼,蒸饼也就是蒸制的面食。蒸饼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了,汉朝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曾提到,“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其制作方法见于《酉阳杂俎》中记载的“蒸饼法,用大例面一升,练猪膏三合”,即用面粉作主料,将其混水发酵后,辅以猪油蒸熟就可。

  在饼类主食中,唐人食用最多的是蒸饼、煎饼、胡饼与汤饼。首先来看看蒸饼,蒸饼也就是蒸制的面食。蒸饼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了,汉朝刘熙在《释名·释饮食》中曾提到,“蒸饼、汤饼kaiyun.com、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其制作方法见于《酉阳杂俎》中记载的“蒸饼法,用大例面一升,练猪膏三合”,即用面粉作主料,将其混水发酵后,辅以猪油蒸熟就可。

  蒸饼的品种也有很多,比如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说蒸饼是“唐岁时节物”,指的是寒食节特有的“子推蒸饼”,专门做成冷食供寒食节当天食用。当时的蒸饼除了用纯麦面制成,还有包含各种馅儿料的。《清异录》中写到唐德宗的早餐,“今日早馔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内馅,上甚嗜之”,这里的玉面尖,指的是尖形蒸饼;消熊指的是熊白,即熊的脂肪里最为精华的部分;栈鹿则是宫内精心饲养的鹿,其肉被用来调酿细馅。最上等的食材,最精致的造型,不愧是皇帝的早餐,就算是最普通的蒸饼也能玩出别出心裁的花样儿。不仅如此,蒸饼做好之后还可以烘烤成干饼,做成干粮贮存以备不时之需。

  蒸饼在唐朝是十分受欢迎的主食之一,从史籍中就能知道。如在《太平广记》中记载的“又崔家人阿鹿下饭,先令作蒸饼,犹热,唯六七牒脯及酒而已”;还有《朝野佥载》中记载的长安人邹骆驼“常以小车推蒸饼卖之”;以及《朝野佥载》中记载的武则天时期一位叫张衡的四品官员因为“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而遭御史弹劾,于是“则天乃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出来,蒸饼能够在大街小巷中随处买到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愿意食用或喜爱食用,是十分地受欢迎呐!

  煎饼也是唐人桌案上时常出现的主食。如《太平广记》中有“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夜聚诸子侄藏钩,食煎饼的记载;《酉阳杂俎》中也有,“有人举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呼驿史索煎饼……良久,煎饼熟”。这两处记载,都是将煎饼作为晚餐的主食。

  关于煎饼的制法呢,在唐朝史籍中很难找到,最早的制法记载见于元朝王祯所著的《王祯农书》中,“(荞麦)治去皮壳,磨而为面,摊作煎饼”,盲猜唐朝煎饼与元朝煎饼的制法大同小异。但有一点能确定的是唐人做煎饼会用到油,证据在于唐朝刘禹锡所著的医书《传信方》中写的,“蚰蜒入耳,以油麻油作煎饼枕卧”,还有唐朝佛经中常常提到油麻煎饼,都是用油麻油做煎饼;以及《证类本草》中记载的,“野驼脂……火炙摩之,取热气入肉,又以和米粉作煎饼食之”,这里便是用野骆驼的脂肪提炼的油作煎饼。

  煎饼除了日常饮食之用,其在节日习俗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唐六典》中就记载了人日吃煎饼的习俗,“又有节日食科。谓寒食麦粥,正月七日、三月三日煎饼”,这里的正月七日即为人日。人日来源于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传说女娲创世后,每天都会创造一个生物,在创造鸡、狗、猪、羊、牛、马后,到了第七天被创造的就是人,于是这一天被当作人的生日,为了纪念这一天,也就有了人日这个传统节日。

  虽然汉朝就有人日的习俗,但是其在魏晋才逐渐受到重视,如《北史》中关于一次宴会的记载,“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上行下效,民间也就重视起人日啦,《北齐书·魏收传》中就有记载,“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说的就是民间正月初七在帐上贴人的习俗,据说这样可以保佑家人在这一年内平平安安。

  唐朝是人日最为盛行的时期,李商隐就有诗《人日即事》,“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徐延寿也有《人日剪彩》诗,“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两首诗写的都是人日剪彩的习俗,第二首诗还具体描写了妇人剪彩的情形。剪彩便是人日的习俗之一kaiyun.com,在人日这天,人们会“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用彩色的纸、彩色丝帛、软金银等材料制做人形的小饰品,这些小饰品被称为“人胜”,既可以戴在头上做饰品,也可以贴在屏风上装饰家具。幸有吐鲁番的卓古墓中出土的唐朝“人胜剪纸,让我们在今天还能看到手巧的唐人所制作的“人胜”。

  人日吃煎饼的习俗,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了,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作之,云熏天,未知所出也”,可知人日吃煎饼的习俗在北方十分流行。这一习俗延续到了唐朝,唐末韩鄂《岁华纪丽》记载了,“熏天:《述征记》云,人日作煎饼于中庭,谓之熏天。”从两处记载能得知做煎饼与熏天之俗是在人日当天进行的,做煎饼是为了模仿女娲补天,熏天则是为了熏干补天后漏下来的水,这样做是为了祈求这一年风调雨顺,同时也是对女娲补天的效仿式纪念。

  这里,还有一个能彰显出大唐开放性的主食——胡饼。胡饼是从西域传来的以烧、烤方法制作的面食,自汉代以来就开始流行,《释名·释饮食》里面记载了“胡饼作之大漫浸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从中可得知汉朝人的胡饼,会在在饼上涂胡麻(芝麻)。白居易写的《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就赞扬了胡饼的味美,“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还能从中得知唐朝制作胡饼的方法,即用火炉烘烤至表面脆,冒出油香即可。

  胡饼在唐朝很是受大众欢迎,来中国求学的日本和尚圆仁记载唐朝胡饼流行情况时记载了,“立春节,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亦然”,从一侧面写出了胡饼在唐朝还成了接待外宾的上好佳品。在民间,胡饼是很容易买到的,《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离长安,路途中极度缺乏食物,“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可见胡饼在当时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也是当时各层阶级都比较喜爱的主食。

  说完了蒸、煎、烤法做的饼,不得不提一提用煮法制作的汤饼。汤饼又称索饼、不托、馎饪等,唐朝的汤饼是类似水煮面条或面片一样的食物。当时汤饼中有一种类似今天凉面的食品,叫做冷淘,宜在夏天食用,非常有名,就连唐朝宫廷中也经常食用。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歌咏过冷淘,入杜甫在《槐叶冷淘》一诗中便写到冷淘“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在制作的过程中将槐叶捣成青汁加入面中揉和,做好的槐叶冷淘让人觉得“加餐愁欲无”,从侧面描写了冷淘的美味。

  汤饼用水煮成,同粥一样,可多加水,在缺少粮食的时候能增量充饥,唐昭宗在凤翔避难时对大臣们说,“在内诸王及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今亦竭矣”。由于汤饼易于消化,人们还把汤饼用于食疗,在唐朝医学家昝殷《食医心鉴》中记有羊肉索饼、黄雌鸡索饼、榆白皮索饼、丹鸡索饼等多种食疗的汤饼。

  煮法制作的面食还有馄饨,唐朝馄饨的做法与现代大同小异,可以随意变化馅料,韦巨源《烧尾宴食单》中记有“生进二十四气馄饨”,注有“花形馅料各异,凡廿四种”;段成式《酉阳杂俎》中也记载着一种萧家馄饨,说它“漉去汤肥,可以瀹茗。”与馄饨同为包馅煮食的饺子在唐朝也有出现,但其名称在唐朝典籍几乎没有过,可能最初的饺子还没有独立的名称,只作为馄饨的一个附属品种,宋朝以后,人们才用“角子”一词来专指饺子。

  最后提的饼类主食是薄饼,其制作方法是用麦面或杂粮粉加水调和后,在铛等炊具上烙熟,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烙饼,因其两合一张,厚度很薄,因此命名。薄饼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中出现过,鉴真在第二次东渡日本之前,所备的干粮中就包括经过干燥处理的薄饼。薄饼还是唐朝节日的特色主食,唐朝北方民间有在立春日吃薄饼的习俗,人们在食用薄饼时选择在薄饼内夹入葱、荠菜等春天新长出来的蔬菜,然后卷起来食用。食用卷有春天新鲜蔬菜的薄饼也被称为“咬春”,目的是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同时祈愿一年无病无灾。自此,立春日吃薄饼的习俗在唐朝之后延续下来,其制作的材料、搭配的菜肴也不断丰富。

  上述的几种饼类面食仅是唐朝面食中的冰山一角,光是《太平广记》中就记载有葱蒜饼、糜饼、韭饼、环饼、笼饼、荞麦烧饼、团子、齑饼、麥酋米饼……可见面食在唐朝花样之多,品种之丰富。唐朝虽然版图极大,但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都在北方中原地带,南米北面之争在唐朝无疑是面点获胜,不过唐朝的饭食也是不容忽视的,接下来来看看唐朝的饭食~

  唐朝饭食中,稻米饭的食用范围最广,唐人食用时,一般辅以菜肴鱼肉。如白居易在他的《舟行》中描述道,“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陆龟蒙也在他的诗作《蔬食》中写道,“香稻熟来秋菜嫩,伴僧餐了听云和”。除稻米外,其它谷物也可以做饭,尤其是穷苦贫民,以杂粮作食比较普遍。有记载登州,“山村县人,殆物粗硬,爱吃盐茶粟饭”,作为体恤穷苦民众的代表诗人白居易也有“仓粟喂家人,黄缣裹妻子”、“百醪充夜酌,红粟备晨炊”的诗作,从中可以知道粟米是唐朝人特别是穷苦百姓经常食用的主食品种。

  粳米饭是由粳米制作而成,粳米属于大米的一种,其所含营养成分相对较高,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于粳米与粟米的价格有过多处记载,发现一斗粳米的价格最高可高出同样数量的粟米一倍多,二者的最低差也在四十文左右。当然这并不是个例,圆仁在书中记载了青州和登州这两个地区粳米和粟米的价格。因此可以看出粳米在唐人饭类食品的制作与食用中居于较高的层次。除此之外,粳米对人体还有保健作用,《千金食治》中记载粳米,“主心烦、断下利,平胃气,长肌肉。”可见粳米有除烦躁、利脾胃、增强体质的效果。因此以粳米为原料所制成的粳米饭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不言而喻。另外由于粳米的产量较小,所以梗米不是贫民百姓所能负担的米食。

  用其他谷物做饭的还有胡麻饭,胡麻虽然是油物作料,唐朝人却常把胡麻做成饭,胡麻饭就是以胡麻炊制而成的饭,是主食的一种。王维有诗,“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李端作诗,“胡麻做饭琼作浆,素书一帜在柏床”;还有牟融的“神枣胡麻能饭客,桃花流水荫通津”,这些诗都写了将胡麻做成饭。在唐朝,因道家人士喜食胡麻饭,所以唐人也将其视为山林之食。还有一些唐朝典籍中对于胡麻饭的描写,也为其蒙上了一层仙风道骨的韵味。李时珍写过“以胡麻同米做饭,为仙家食品焉而”,可以看出其对胡麻饭的认知同唐朝一致,认为胡麻饭是仙家食物。

  唐人还常吃菰米饭。菰是一种泽生禾本科植物,唐时分布极广。菰的子实叫菰米,又名雕胡,唐人多采集食之,以此作为谷米的补充。有关菰米的记述,大多只能在唐代的诗作中见到,比如王维的“香饭青菰米,嘉蔬绿笋茎”,杜甫的“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就是有关菰米饭的描述,可见菰米饭在唐朝也是有食用的。

  除上述的饭食之外,唐朝史籍中还出现过脱粟饭与麦饭。《史记》载:“食一肉脱粟之饭”;唐朝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曰:“脱粟,才脱谷而已,言不精凿也。”可知,脱粟饭应该是用只脱去谷糠的糙米制成的饭食,这样的饭食口感不好,自然也说不上美味。麦饭,即用麦屑所制成的饭食,是北方下层人民的常食。唐朝时期,对于麦类的食用基本不再采用粒食的方法,麦饭在人们的日常饮食中已经很少见到。故在《汉唐饮食文化史》一书将脱粟饭、麦饭归为质量差、品味低的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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