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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yun.com學子論文]《舌尖上的中國》:關系本體論視域中的魅力呈現【2】

  kaiyun.com首先,創作者將“民以食為天”的古訓與當代的吃貨情結作為創作源泉。導演陳曉卿深知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對於食材有著不同的需求,在此基礎上形成不同的加工創造,成為一方人獨具特色的飲食享受。然而,歷史語境中形成的對吃的濃厚情結愈發在當下的語境中失去本有的純正,面對食品危機愈發嚴重的勢態,中國人在吃的情節中又多了一份隱憂,用一個比較時髦的詞“糾結”或許更能表達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一邊是美食情結難以撫慰的心,一邊是種種食品問題帶來的擔憂kaiyun.com。三聚氰胺超標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毒血旺”事件、染色饅頭等頻繁出現於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當中,沖擊著人們的視覺神經,也沖擊著人們對食品懷揣的美好回憶。編導在糾結自己吃什麼的同時,更在糾結以什麼樣的方式帶給觀眾以溫暖的心靈慰藉,於是在這種集體語境和當代語境結合的社會背景中,以傳統美食採集和制作過程為主要題材的紀錄片應運而生,給予觀眾和社會以溫暖的撫慰。“才下尖頭,又上心頭”,與其說《舌尖上的中國》抓住了電視機前觀眾舌尖的味蕾kaiyun.com,不如它說正在悄悄地喚起每一位觀眾心中的文化熱忱和思鄉之情。在浙江寧波顧家的年夜飯中kaiyun.com,餃子成為聯系家庭的一道主食,已成為傳承文化的一個象征“他們傳給我的,我也會傳給我的孩子”﹔在北京攝影師白波的聚餐桌上,媽媽做的燜面讓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好吃”“其實很簡單,做法也很簡單,是因為我媽媽做的,所以說我覺得他好吃”﹔而同樣,對於金順姬來說,“故鄉,就是這種讓她魂牽夢系的泡菜的味道”……因此,《舌尖上的中國》挑動的何止是舌尖,更是中國人內心深處那一根心弦。在快節奏、高速度的現代都市生活中,這根充滿著情感的心弦已然布滿灰塵,而社會和心理也被外來的壓力不斷地擠壓變形。但是,《舌尖上的中國》所傳遞的溫情、平和、從容,悄然撥動了這根幾乎被遺忘的心弦,那從心底涌起的,洶涌澎湃的感情,將美好於記憶和夢想中迸發出來,成為了現代中國人所追逐的“永無鄉”。

  然而觀眾的參與式建構不僅僅在於紀錄片創作對其心理、情感的精准把握,更潛在於觀眾融於紀錄片故事情節和集體化語境中生成的意義。正如米德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中所說:意義是在“社會互動”中產生的﹔斯圖亞特‧霍爾更是直言不諱:意義不是傳遞的,是由解碼者生產出來的。於是,我們在集體漂泊他鄉而生發的思想之情中使徽州毛豆腐寄托起“家鄉的味道”和對家鄉的思念,並愈發濃郁和深沉﹔於是,在遠離故裡和傳統的塵世中,即便是對於口味各不相同的游子他人,浙江寧波顧家的年夜飯也飄起了家庭和媽媽的味道﹔在迷失童年與記憶的繁雜年代裡,純正的泡菜、豆腐、餃子、和黃饃饃都集體與青春、情感、記憶連在了一起﹔就連紅火的辣椒醬和甜膩的糖蔥薄餅都在復雜的心理情境中被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意義……於是,觀眾與紀錄片相遇,在此關系式中,觀眾不是將片中之紀錄之事視為遠離自己的無足輕重的文化消費品,而是借助作品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情感關系,建立起自身與影片故事的關系式,激發自身更深層次的情感和心靈慰藉,感受到紀錄片之真實與魅力,也賦予其更多的真實與魅力。於是,在“我—你”的互動中,收獲的不僅僅紀錄片的收視率和經濟價值,還潛藏著一份人文關懷。

  於是,當自然環境失真於無序的人類開發中,當傳統文化迷失於轉型期的經濟快馬加鞭中,當人類社會剝離於傳統記憶的集體焦慮之中,當紀錄影像裹足於精英文化和自我意識停止不前之時,《舌尖上的中國》如一劑萬能藥,以關系本體論的視角,在美食中挖掘出食材與智慧的故事,在溫情裡訴說心靈交流的神話,在關系本體“之間”找尋紀錄片新的出路與未來,展現出紀錄片新的魅力,創造出新的收視奇跡和社會價值。於是,我們又看到另一幅景象:人們於“舌尖體”中感受“舌尖上的母校”和“舌尖上的家鄉”之傳統,對美食、母校和家鄉的敬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人們在“舌尖”上體會人間百態和世事變遷,無處安放的戀舊情結與青春故事獲得重生﹔人們於傳統美食和辛勞百姓中感受自然之魄力和人民之智慧,一種對自然的敬畏和對民族的自豪自然而然……總之,《舌尖上的中國》在關系本體“之間”實現了深層次的文化超越,實現了雷蒙德‧威廉斯對文化內涵的四重闡釋:知識層面的美食制作共享了傳統飲食文化並衍生出新的飲食訴求,精神層面的集體式故鄉感懷和懷集情結起到了社會減壓閥和療傷式的平復作用,生活方式視角中的人與自然同生同在、相互融合啟發了對自然的感激之情與對和諧的向往之心,而藝術層面的物美、景美、人美、生活美的刻畫則進一步升華了美的意境和觀眾的感知享受。(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專業學生)

  [1] 馬丁‧布伯著,陳維綱譯:《我與你》,三聯書店,1986年:第32頁﹔

  [2] 孫向晨:《馬丁‧布伯的“關系本體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3] “私人經驗的集體通約”與“私人經驗的公共展覽”來自於耿波在2011年第10期《現代傳播》上發表的《電視劇與轉型期中國公共領域的建構與失落》一文,主要是指中國電視劇以《渴望》為界線,內容逐漸由“國家-民族宏大主題的私人經驗編碼”而產生的“私人經驗的公共通約”到出現缺乏現實對應性的“編故事”而產生的“私人經驗的公共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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